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情况公布

这种如履薄冰的危机意识无疑对党的建设有积极意义，然而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通过绩效来塑造正当性或合法性的做法，尚未获得人民的真正认同。

认为只要民法典单独设置人格权编，就可以将人权保护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此，笔者郑重表态，不赞成中国民法典设立人格权编，而主张在民法总则编的自然人一章规定人格权。

乌克兰民法典分为六编，分别是：总则，自然人的人格权，物权，知识产权，债权，继承。需补充一点，有学者建议中国借鉴德国经验，在民法典编纂时增加规定一般人格权的概念。乌克兰民法典采用的是德国式编制体例，但为了迎合欧洲的人权标准而不顾法理逻辑，对人格权单独设编。应当肯定，强调《侵权责任法》作为民事权利保护法的性质及其重要性，在严重灾害、侵害和侵权现象频发的背景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这是将人格权规定在民法总则编的自然人一章的法理根据。

法人的名称权与自然人的姓名权类似，法人的名誉权类似于自然人的名誉权。一般人格权相当于一个筐子，凡民法典明示的人格权类型之外的人格利益受侵害案例一律装入这个筐子，依侵犯一般人格权追究侵权责任。(3)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计户内所受之田，假有受田五十亩，十亩荒芜，户主笞三十，故云一分笞三十。

立法技术作为立法活动所应体现与遵循的技巧、机能的总称，自人类制定法律伊始，就在立法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本条疏议曰：文书行下，各有所诣，应封题署者，具注所诣州府。数学的确定性或工具性是举世公认的，任何科学都比不上数学的确实性。

若放十五人，一日亦合绞。也正是数学思维，定量技术具有客观实在性、规律性、严密性、精确性、系统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定量技术能够引导刑事立法走向科学化、客观化，能够把罪刑关系所蕴含的阶梯通过科学的递增公式表现出来⑨。

此外，诸篇对加刑也有严格的限制：(1)加者数满乃坐，即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量才能加等。以犯罪行为及其持续时间作为认定犯罪是否成立的根据，这主要存在于《唐律》所规定的职务犯罪中。既然如此，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也会延伸至《唐律》中的量刑制度，它不仅从定性上对具体量刑事实的范围与内容作出规定，而且以定量技术把具体量刑事实对最终量刑结果的影响予以程式化，实现了审判官量刑的法定化、精确化。比如，《户婚》第170条规定：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

此外，《户婚》第163条规定的卖口分田犯罪亦是如此。4.定性+数额大小 对于窃盗、受贿等财产犯罪而言，犯罪数额不仅体现着犯罪的危害程度，而且对审判官的量刑结果具有重要影响。使人乃不依题署，误诣他所，因此稽程者，随所稽留，准上条行书稽留之程减二等，谓违一日杖六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可见，《唐律》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明确了刑法打击的重点与宽宥的对象，这对于合理划定犯罪圈具有积极意义，具有犯罪构成的解释性功能。

若于一人失数事及一事失之于数人，皆累为坐。从本条规定的一亩以下笞五十这一规定来看，它在犯罪构成判断上是典型的定性，即使侵占的田地为一亩以下，也要笞五十，这与《户婚》第164条所规定的一亩笞十明显不同。

如系荒田，这种定量要求则变更为一亩以下笞二十，五亩加一等。本罪在坐赃致罪这一定性之下，然后以坐赃的数量标准，作为审判官认定犯罪的依据，即坐赃致罪一尺以上才构成犯罪。

(6)对夫妻相犯以夫→妻→媵→妾的尊卑档次，作为行为性质区分量化的档次，如《斗讼》第325条。一分加一等，即二十亩笞四十，三十亩笞五十，四十亩杖六十，五十亩杖七十。尽管本条对在官无故亡这一量刑事实的最低定量要求是一日，但是随着日期的递增，本罪的量刑结果也由最初的笞五十，而向笞六十笞七十……杖一百等增加。二、《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立法技术的特点 通过上述对《唐律》条文结构及内容的细致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具有下列两个基本特点。比如，《捕亡》第459条规定：诸流徒囚，役限内而亡者，(犯流、徒应配及移乡人，未到配所而亡者，亦同。可见，对国家宽宥的轻罪而言，采用定性与量刑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就起着重要作用，它可以提高整体犯罪门槛，把那些唐朝统治者认为不严重的行为排除在刑法之外，否则轻罪也会被判处重罚，危害不大的行为也会被定罪，因而是滥用刑法。

三人各过十一斤，各笞二十。综上所述，《唐律》在立法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后期各朝法典编纂的楷模。

比如，《杂律》第464条规定：诸在官无故亡者，一日笞五十，三日加一等。(13)参见赵廷光《论量刑精确制导》，《现代法学》2008年第4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定性基础上，把定量立法技术运用到刑法规范建构中，才能为审判官正确定罪量刑提供强力的规范依据，司法公正才能有所保障。再比如《户婚》第167条规定：诸在官侵夺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

(州、县各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各罪止徒一年，故者各加二等。与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以受所监临财物者为例，它的定量要求是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

对此，我们决不能站在现在法制发展的视角，对其予以全盘否定。也就是说，《唐律》条文结构的特色在于详细规定具体个罪中的量刑事实及量刑方法，从而为审判官量刑提供了指南。

②参见钱大群《唐律立法量化技术运用初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若由题署者误，坐其题署者。

这一犯罪的一日笞二十为A，三日加一等为B，罪止徒一年半为C。《唐律》对这种时间长短的设置各有不同。

若官人以所受之财，分求余官，元受者并赃论，余各依己分法。即从驾行而亡者，加一等。比如，《户婚》第152条规定：诸州县不觉脱漏增减者，县内十口笞三十，三十口加一等。若知情者，各同家长法。

官司不即检校、捕逐及有所推避者，一日徒一年。6.定性+事的数量 按唐代《田令》：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

比如《户婚》第163条的卖口分田、第164条的占田过限和第165条的盗耕种公私田等，作为定性要素卖口分田占田过限盗耕种公私田等行为，与作为定量要素的一亩十亩二十亩之间相互关联，成为犯罪成立判断与量刑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此类的律文如《擅兴》第239条规定：诸官人无故不上及当番不到，(虽无官品，但分番上下，亦同。

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两年。这比近代刑法之父贝卡利亚以理论的方式提出罪刑阶梯论早了几个世纪。